来源：《社会工作》2015年04期 作者：刘战旗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快速转型，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逐渐被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但面对实务领域、表现形态及参与方的日益丰富多元，如何表述社会工作并获得参与相关方的理解与支持，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也是当前社会工作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立足我国社会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发展现状，借鉴拟剧论的理论视角，研究社会工作的自我建构过程和传播方式，分析其“台前幕后”的表述逻辑，提出在不同应用处境下的表述策略。
一、问题提出：社会工作在实务处境下如何恰当论述
早在1997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就指出：“在中国内地发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个潜在的、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尚未进行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工作?’或者‘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解决，不但影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如何提高中国社会工作的水平。”[1]3时过境迁，十多年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均取得长足发展，论述主体也从十多年的比较单一的学界，发展到政府、高校、机构等多元主体。
然而，什么是社会工作?怎么让相关方理解社会工作?如何促进共识与协同?这些实践场域中的重要问题和争论，并没有因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而明朗清晰。相反，社会工作表现形态更加多样，实务领域和参与方更加多元，同时还面临着碎片化、事务化、工具化的危机，对社会工作本质的检讨和自我形象的建构更加迫切。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何国良基于“诠释与沟通的社会文化工具”理论视角的研究指出：论述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社会工作的论述选择是道德价值的选择[1]307。如何论述社会工作，如何选择论述方法，涉及社会工作者如何理解自己的立场角色以及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其密切而复杂的关系。社会工作需要一种表现现实的模式(mode of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此模式本身就是以一套语言，建构出一套可供思考的现实。社会工作的论述需要找出“问题”，并且给予自己特有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来实现这个自我创造出来的现实。何国良教授认为：香港社会工作就是依靠这一套表述方法来建构出社会工作的本质与自我形象[1]310。这对研究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的论述建构有启发意义。社会工作者在行动的同时，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恰当的论述，来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特征与自我形象。
二、研究视角：拟剧论与传播学的表述逻辑
艾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详细研究了在别人眼里如何制造自我形象的过程，其关于社会互动的观点被称为拟剧论[2]221。拟剧论认为：当我们与一个不太熟悉的人谈话时，通常会问对方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做出某种情境定义，行动就是个人在这种特定情境定义下的全部反应，论述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形式。拟剧论将人们的互动行为分为“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前台行为针对的是他们并不熟悉的一般观众，后台行为则是针对亲密朋友的。拟剧论启示行动者在论述时，需要对受众对象及特定情境进行清晰认识，做出适合的行为反应。福柯(M·Foucault)也提出“论述”建构政治的本体，认为：论述从来没有公正客观的视点、语言、对话，论述都活动于一个“预先被建构的意义系统”中，任何论述的出现都存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论述必会选择某种意义来进行对话[2]429。可见，恰当论述的过程，是基于对事件本身及意义系统在特定情境下的认知选择，而社会工作的表述问题研究，也就必然涉及社会工作是什么和社会工作在什么情境下论述2个关键问题。
传播学也从有效论述的角度对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行研究[3]。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于1948年提出5W传播模式(Lasswell’s Model)，将传播过程分为连续的5个环节：谁传播(who)——传播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传播(in what channel)——对谁传播(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后来，R·布雷多克在5W的基础上，增添了传播环境(what environment)与传播动机(what aim)2个环节，即7W模式(Braddock’s Model)[4]。传播学在注重传播过程的同时，加入环境和动机的情境因素，与戈夫曼提出的“特定情境定义”和福柯提出的“意义系统”不谋而合。
本文借鉴戈夫曼的拟剧论逻辑和R·布雷多克的7W传播模式作为分析框架，研究社会工作在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特定处境下的表现形态和传播方式以及在传播中如何建构社会工作的本质和自我形象。
从拟剧论和传播学的角度看，社会工作逐渐被参与方及社会认知理解的过程，也是社会工作以不同形态在中国社会传播的过程，是传播者/行动者与受众共同建构的过程。拟剧论启示社工界在传播社会工作时，要根据受众的不同区分“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做出恰当论述。
三、社会工作教育：书本与现实的对话
社会工作教育是我国社会工作传播最主要的载体。拟剧论逻辑框架下，社会工作教育的传播者是教师，受众主要是刚开始学习社会工作的学生。教师和学生均会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基础，定义社会工作教育的特定情境，做出自认为恰当的传播行为反应。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史柏年将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特点总结为“教育先行”、“后生快发”、“师资滞后”、“拿来即用”4点[5]。对比社会工作发达的国家，社会工作教育是应对社会工作实务专业化、规范化的需求而产生的，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先行”、“师资滞后”的现实使社会工作在教育情境中的论述趋向于工具化的方法技能，以通用的基础知识理论教学为主，对本土经验的关注严重不足[6]。“后生快发”、“拿来即用”的教育策略使社会工作实践潜藏了功利化、事务化、碎片化的危机，社工界还来不及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未来走向作出准确判断，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游离于已有的社会服务制度之外。
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即社会工作教育群体)主要致力于学科建设，较少参与具体的社会服务[7]，难以形成植根于本土的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教授中自然以国际通用的社会工作知识、理论、方法为中心(见图1)[1]292。对社会工作系统洞察不足、以学生(还不熟悉社会工作的“陌生人”)为主要受众的社会工作教育界，对社会工作的论述多以知识、方法、技能的“台前行为”为主，而对作为“台后行为”的价值信念内化、社会问题分析、实务处境洞察等，则重视不够。使学生(受众)趋于形成“方法技能工具化”的社会工作认识，缺乏对社会工作应用处境的洞察意识和真实把握。
社会工作教育过程中对通用知识传授较多，而对本土处境的探讨较少。学生毕业后成为社会工作者，来到社会工作实践的处境中，前台和后台的受众与处境均发生了变化。社会工作实务的服务对象及参与方更多的是不熟悉社会工作的“陌生人”，从学校教育出身的社会工作者相对而言成了“被社会工作方法技能装备起来的熟人”，在其缺乏实务处境意识和论述情景判断的情况下，实践和论述社会工作时，自然以其在学校所建构的“工具化”知识、技能、方法为中心。针对应该是“前台行为”对象的受众和参与方，不恰当地采用了“后台行为1”的论述方式。
图1 社会工作论述及盲区示意图
有效把握现实处境是实施专业服务的必要前提，准确定义论述情境是恰当论述的先决条件。在专业实践中，以“工具性方法技能”为学习中心的社工毕业生(社会工作者)，由于缺乏对社会工作本质与实务处境的深刻洞察和论述情境的准确判断，所学“专业”难于施展和获得支持，从而陷入实务和论述的双重盲区，导致社会工作认知的混乱与本质及自我形象的模糊，也加剧了社会工作不被理解、缺乏共识的困境。
社会工作专业首先有其存在的价值使命和现实处境，然后才有其知识、理论、方法、技能，后者是对前者的回应方式和实现途径。社会工作的价值使命和现实处境是本体之“道”，而作为回应方式的知识技能，则是应用之“术”。本体之“道”乃是回应社会需求和百姓疾苦，应用之“术”乃回应的方式手段。无论教学或实践，都要先“道”而后“术”，注重内涵，不可本末倒置[1]312，此论值得社工教育界警醒，也对社会工作在教育中的恰当论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社会工作实务：形态与本质的关联
事实胜于雄辩，行动是最有力的表达，也是最有影响的传播方式。我国正经历着快速的社会转型，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任务，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8]。政府加大购买服务力度，社工机构快速发展，社工岗位不断增加，实务领域和专业空间不断拓展，专业社会工作越来越多地在传统社会服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而来的人才需求剧增，实务领域和参与方也日益丰富多元，社会工作实践的应用处境和论述情境变得更加复杂多样。
对此，王思斌提出了中国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思考，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属于政府主导下的弱自主嵌入格局，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社会服务并存并呈互构性演化[8]，这就是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应用处境，从学界作为论述传播的单一主体，发展为政府、学界、实务界多元化的论述主体，并在互动中共同论述建构社会工作的本土特征和自我形象。
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到社会工作实践中，不同传播者和受众，基于不同的动机和需要，实践着各自所理解或期待的社会工作，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而社会工作是什么?实际工作做什么?如何在实践中恰当表述?都远没有定论，似乎差异、分歧还大于共识。如何深入对社会工作共识性的理解，并在不同实务处境中有效行动和论述，需要有效洞察既往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2个盲区，深刻认识社会工作本质与外在表现形态的关系，回到对社会工作“后台行为2”，即社会工作本质和应用处境的探究中。
关于社会工作本质的探究，也是从根本上回答“社会工作是什么”的问题。早在1997—1998年，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举办了多次关于社会工作本质的研讨会，对社会工作本质有了许多深入的思考。王思斌教授从社会工作的目的与功能出发，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社会行动，一个价值相关的助人过程。谢立中教授认为：社工应以“助人”为本。朱志强教授认为：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回应着百姓需要和政府需要[1]89。
阮曾媛琪教授分析了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探究社工的本质后认为：“社会工作的本质是由每个社会在特定时空的各主要成员及体制之间的互动建构而成，不是一个定义或一个概念所能概括”的，应该“寻找社会工作在特定时空及处境中的定义”，“每个社会都会因其所处的环境、时空及群体意愿而去建构。在不同社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有不同的表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和主流。”“故此，除了社会工作所一向坚持的基本价值观，如对人的尊重和接纳，对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关注，及对公义、和平、平等及参与的重视外，其实没有一套永恒不变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工作定义及方案。我们若能在理解的过程中更深层地剖析社会工作在当地的建构过程、影响因素及它所能发挥的作用，便能更深入地探讨社会工作在本地的本质及定义为何，及去参与建构当地的社会工作。”[1]134
综上所述，“助人”均被普遍列为社工之本，社会工作发展是一个处境性的动态建构的过程而获得基本共识。这些讨论对于我们把握社会工作本质并在现实处境中建构本土社会工作意义重大，启迪社工摈弃“四海皆准”的愿望及“貌合神离”的异想，以史为鉴，以价值理念为纲，以需求为导向，积极建构“特定时空及处境中的社会工作”。基于对此本质的准确把握，我们再去理解社会工作在不同实务处境下的表现形态及本质与形态的关系。
比如，某福利院里原本有个“文娱部”，在社工试点的政策下，转型挂牌成为“社工部”，人马基本没变，工作内容照旧。招聘来的专业社工，原本想大显身手，却发现在“社工部”似乎找不到实在的立足点，自己总是在空中飘一样，谈专业自己不够清晰，别人也不知道怎么配合，有时还显得格格不入[9]。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建构的过程中，社工会发现“文娱工作是该福利院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老年社工中针对一般老人的康乐、教育、社区活动”；福利院的义工服务，以前直接联系办公室，这个也是老年社工的部分范畴。不能说这些就是该福利院完整的社会工作，但这些又都是社会工作在该院的服务基础。基于社会工作本质(价值理念)和对需求的把握，将这些之前分布在各部门、零散而不够系统的基础进行提炼梳理，结合社会工作专业视角和处境认知进行完善补充，就会逐渐形成该福利院“特定时空处境下”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由此建构形成的“特定时空处境下的社会工作”共识，对社会工作在本地的实践和论述均有重要价值。
当前，我国社会工作还处于专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存在形态多种多样。受到国情和体制因素的影响，民政工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雷洁琼语)，而包括残联、妇联、团委、救助站、福利院、街镇等各级部门和组织，都有中国传统的社会工作基础。建构的过程，也是嵌入的过程，是“西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也是“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及两者结合的过程。
不同实务领域及表现形态有所差异，但所有领域和形态中，社工的本质和建构过程的确充满共通性，“特定时空和处境下的社会工作”这一论述，对于把握社会工作本质与形态的关系，对于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实践进程，对于我国社会工作的论述建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台前幕后：社会工作的论述逻辑和实践处境
笔者对此面向学生、社区干部、基层领导等不同受众作了关于“你习惯怎样给别人介绍社会工作或你做的工作(实务)?”的调查，答案千差万别，很难统一。归结起来难在2点：(1)面向谁介绍，受众和环境的多样化，导致介绍的差异性无法统一和恰当把握。如向新生家长介绍，和向单位领导介绍不同；同样是领导，高层和基层领导不同，教育局、殡仪馆、救助站、财政部门不同；汇报和讲课不同，政策学习与实务现场也不同等等，这就是差异性。(2)介绍些什么，领域和形态的多样性，导致介绍的内容和方式难于恰当把握。介绍历史还是概念，介绍价值理念还是三大方法，介绍实务领域还是服务效果，与义工比较介绍还是与心理学、社会学比较，或者与西方对比，介绍本质还是案例；或者是介绍政策、介绍什么、用什么方式都离不开对处境的有效判断。
这些困难或困扰，一方面反映出行动者(或论述者)对社会工作本质与应用处境认知不够(盲区1)，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论述对象缺乏准确的判断，即缺乏对论述情境的准确定义(盲区2)，从而在选择前台行为或后台行为时出现模糊偏差。基于对社会工作本质与应用处境(盲区1)及论述情境(盲区2)的深刻洞察，“特定时空处境下的社会工作”这一论述，既把握了社会工作相对恒定的价值观和应用处境(盲区1即后台行为2)，同时回应了社会工作的论述情境(盲区2)，有助于形成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完整认知和共识。
笔者依据拟剧论和传播学理论对认知理解研究，结合对社会工作实践双重盲区的洞察，提出对社会工作实践相对通俗的理解方式，即社会工作的领域是广泛性的、形态是多元化的、应用是处境性的，但无论是何种领域、形态，社会工作的本质、基本价值理念、知识技能和方法都是统一的。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台前和幕后”的论述逻辑(见图2)。
图2 台前幕后：社会工作的整体认知和论述逻辑
如图2所示，社会工作实践的整体轮廓包括“台前”和“幕后”两部分，台前是现实的生活，包括“前台行为1—需求”和“前台行为2—成效”，幕后是专业的运作，两者紧密关联、相互影响。台前呈现的是现实中服务或论述对象的困难问题、矛盾冲突、需求期望等，属于“前台行为1—需求”的范畴。幕后体现的是专业回应过程，社工如何理解及回应现实问题，基于其专业价值、理念、方法和技巧等，属于“后台行为”的范畴。专业服务对需求的回应如何，最终呈现出来的是效果，又回到台前的现实，属于“前台行为2—成效”的范畴，即问题解决了没有，需求满足了没有，期望实现了没有，有没有效果才是核心。
社会工作实践中，需要树立“需求—回应—成效”的整体逻辑思维，准确区分前台后台的行为选择，建构“特定时空处境下的社会工作”。社工首先要关注服务(或论述)对象的背景和需求，然后才是如何去回应，即行动或论述，最后落脚点关键是看成效。对于政府、百姓及社会各界受众，需要看到的是台前的现实，即“前台行为”，大家都懂而且比较熟悉；而如何具体回应需求则是专业特定空间的“后台行为”，是非专业人士所难以理解、难以弄懂、也不需要弄懂的内容。对社会工作的整体认知及恰当的(行动或论述)行为选择，可以推动参与各方有效建立共识，提升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水平。
六、结语：积极建构特定时空处境下的社会工作
基于对“台前幕后”论述逻辑和实践处境的分析，社工要不断加强对专业的认知理解，同时要提高对应用处境的洞察意识，积极建构适合本地区、本系统的“特定时空处境下的社会工作”，以此获得不同参与方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笔者在调研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社会工作在特定实践处境下的5种论述策略：(1)基于受众熟悉的经验去论述，了解对方的既往生活和工作经验，结合既往基础，建立与社会工作的关联；(2)用受众习惯的语言和方式去论述，了解对方的语言和交流习惯，用对方听得懂、更容易明白的方式沟通；(3)用交流探讨的方式论述，避免直接告诉对方答案或结果，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用相互探讨不同理解的方式去沟通；(4)结合特定的实践场景去论述，可以借助交流场景中的具体载体进行论述，如借助图片、档案、画面、新闻、现场物品等；(5)从受众关心的地方去论述，对方关心的才是其有兴趣进一步交流的，在关注对方的基础上建立好关系和联系，再进一步地沟通交流。
社会工作因为其领域广泛，形态多元，处境多变以及我国特定的体制和环境，参与各方难于形成对社会工作的整体认知，如何论述一直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一个难题，也是社会工作研究的薄弱环节，在未来迫切需要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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