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深圳、东莞两地民间社工机构的社会工作者的统计调查数据分析，定量描述当前两地社工机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状况和职业适应水平。随后，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社会工作者职业适应水平的主要因素，并运用相关分析、均值分析等统计检验方法进行进一步地补充说明与解释。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水平一般，具有较明显的不适应倾向。
关键词：社会工作者；职业适应性；个体特征；职业能力；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5；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915（2015）02-0065-07DOI：10.16387/j.cnki.42-1867/c.2015.02.009
2008年前后，在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推动下和受香港发达社会工作的影响，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载体的民间组织——社工机构率先在深圳市孵化与培育，并开始招募社会工作者。随后，东莞、广州等城市和地区的民间社工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社会工作者队伍也日益壮大起来。然而，对深圳、东莞两地社工机构的初步考察发现，社工机构的人才流动性很大，人才流失率很高。本研究旨在关注社工群体的工作及生活状况，探究他们在从事社会工作这一职业过程中的身心适应状况，特别是心理适应状况。
一、调查研究的操作与资料的收集
（一）核心概念与基本假设的操作职业适应是指个人与某一特定职业环境进行互动、调整以达到和谐的过程，其操作化变量包括职业能力适应、职业人际适应和职业心理适应。［1］具体到社会工作这一职业，职业能力适应是指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的职业技能的掌握与运用情况，在研究中操作化为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运用程度以及对自身职业能力适应状况的评价；职业人际适应是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情况，它主要包括与机构管理者和单位同事的相处，在研究中操作化成对适应机构管理方式的自我评价和对所在单位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职业心理适应是指社会工作者内心对于从事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及职业收入的总体感受，主要操作为对工作满意度和对工作收入满意度的自我评价。
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状况的因素既有社会工作者自身性的因素，也有社会外在性的因素，而社会工作者自身性的因素又可分为事实性的因素和素质性因素。为了明晰研究思路，根据观察到的有限事实，尝试从三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1.社会工作者的个体特征及其差异假设
一般来说，不同人力特征（比如性别、年龄、工龄等）的社会工作者对其职业适应是有差别的。比如，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同时社会性别文化又赋予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规范和角色期待，所有这些差异可能使得男女两性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呈现出迥乎不同的职业体验。再者，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人的经验与年龄是成正比的，因此从年龄变量来看，社会工作者的年龄越大，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就越丰富，从而其职业适应程度就越高。
本次调查研究中有关个体特征的操作化变量，主要包括：性别，为定类变量；年龄，为定序变量；社工工龄，为定距变量。
2.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能力及其差异假设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能力是指社会工作者为从事社会工作这一职业所进行的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能力的操作化变量，主要包括：文化程度，它反映了其基本的教育水平，由社会工作者的最高学历和最高学位来反映，为定序变量；专业教育水平，它由社会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相关的教育学习来体现；社会工作职业资格水平，它由社会工作者已经取得的社会工作最高职业资格来衡量；岗位职务，即社会工作者在社工机构担任的职务。
不同于一般性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的助人活动。由于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需要以多种科学知识为基础，通过科学的方法才能得以解决，因此社会工作对社会工作者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在民间社工服务机构引入公司（企业）化运作机制的背景下，绩效考核将会考量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竞争能力。与之相应的假设是，社会工作者文化程度越高，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水平越高，社会工作者的文化竞争力越强，其职业适应程度就越高。
3.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及其差异假设
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的操作化变量为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情感支持、生活支持、专业支持的来源和规模，其中，来源为定类测量，规模作频次测量。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如同所有的职业者，社会工作者有着各种需求，如生活性需求、情感性需求和专业发展需求，而这些需求所能获得的满足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决定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性；从消极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困境，如生活困难、情感困境和专业无助感等，能否有效克服这些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制约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性。换句话说，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职业适应性越强，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越大，其职业适应性越强。
（二）资料的收集与样本状况
本次问卷调查的研究对象是在深圳和东莞的社工机构的社会工作者。调查采取了定额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调查对象。在深圳选取了12个社工机构，共发放255份问卷；在东莞选取了7个社工机构，共发放165份问卷。在深圳回收的有效问卷有246份，在东莞回收的有效问卷有154份，即两地共回收有效问卷400份，有效回收率为95.2%。
表1样本特征的频次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的社会工作者以女性居多，占有效样本总数的59.8%。从年龄上看，深圳、东莞两地的社工机构的社会工作者以青年为主体，其中20~30岁占了绝大多数，占有效样本总数的96%。被调查者的职位以一线社会工作者为主，占有效样本总数的82.7%。被调查的社会工作者按工龄从1年到3年依次均匀递减，累积比例高达97.7%，即仅有2.3%的被调查者的工龄超过4年。
表2样本特征的集中趋势分析结果表明，调查对象的平均文化程度接近大学本科水平，而且社会工作的教育水平也接近大学本科水平，他们的平均社会工作职业技能则接近初级社会工作师水平。从社会支持情况来看，社会工作者所能获得的学习培训机会也较多，家人对其从事社会工作也略微支持，主要的心理倾诉对象是家人或朋友，主要的生活困难求助对象是朋友。
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状况
为了简单描述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状况，调查组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能力适应、职业人际适应和职业心理适应等三个一级指标下各自的两个二级指标分别进行了频数分析。
（一）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能力适应状况
对社会工作者关于“当前您所掌握的知识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吗”的自我评价的频数分析的数据显示，“完全能胜任”的占6.5%，“基本能胜任”的占60.5%，“不太能胜任”的占28.5%，“较难胜任”的只占4.5%。可见，有67%（即“完全能胜任”和“基本能胜任”的累积百分比）的社会工作者都认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能胜任现在的工作。
另外，对社会工作者关于“在平时工作中对社会工作理论的运用情况如何”的问题的频数分析表明，有33.3%的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能“很多或较多”地运用了专业理论知识，有49.8%的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运用专业理论知识的情况“一般”，只有16.8%的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很少或基本没用”专业理论知识。这就表明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者都基本上能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开展工作，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观点。
（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人际适应状况
首先，就社会工作者与机构管理者的关系而言，分析数据显示，有3.8%的社会工作者认为能“完全接受”，有70.3%的社会工作者认为能“基本接受”，有23.0%的社会工作者认为“不太接受”，有2.5%的社会工作者认为“较难接受”，有0.5%的社会工作者认为“不能接受”。可见，社会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能较好地领会和接受管理者的思路与方法，与管理者的相处比较融洽。
其次，在社会工作者与其“所在机构同事的关系如何”的回答结果统计中，89.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很融洽”或“比较融洽”，这比接受“机构管理方式”中选择“完全接受”或“基本接受”的比例要高出近16个百分点，这表明社会工作者的机构人际适应中，与同事的相处情况要明显好于与管理者的相处情况。
（三）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心理适应状况
首先，“对目前工作薪酬（包括福利津贴）的满意程度如何”问题的频数分析数据显示，认为“一般”的人数最多，占有效样本的48.9%，表示“比较满意”的人数占有效样本的18.3%，表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的人数占有效样本的32.9%。另外，没有被调查者选择“很满意”这一项。这说明社会工作者对于目前工作薪酬（包括福利津贴）的满意程度在总体上是偏低的。
其次，对“目前所从事的社会工作职业与您理想中的社会工作职业相符”的调查回答统计结果表明，有6.8%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符合”，有38.8%的被调查者表示“比较符合”，有45.9%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太符合”，有3.3%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不符合”。这与对工作薪酬的满意度相比，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相对差一些。
三、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水平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程度，调查组将社会工作者的三种职业适应的两个操作化变量均进行了合并，生成了三个新的水平变量，即能力适应水平、人际适应水平和心理适应水平，这些新变量的值是原来两个变量取值的加总得分，其取值范围在2~10分之间，并将其划分为4个区间（真实组界）：2~3.5、4.5~6.5、6.5~8.5、8.5~10，并赋予它们等级标签值“完全不适应”、“大量不适应”、“少量不适应”和“完全适应”四个等级。如表3所示，对三个新的水平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三种适应水平中，职业人际关系适应水平最高，其平均分达到了7.94分，即有较轻微的适应不良倾向；职业能力适应水平其次，平均分为6.87分，即有较为明显的适应不良倾向；职业心理适应水平最低，平均分只有6.18分，这表明社会工作者已进入到很不适应状态。
接着，为了直观地了解社会工作者职业适应的总体情况，将以上三个层面的6个指标所对应的6个问题合并生成一个新的变量，即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或者说将职业能力适应水平、职业人际关系适应水平及职业心理适应水平合并，生成职业综合适应水平。新变量的取值范围相应地扩大至6~30分之间。同样，将总和分值划分为4个取值区间（真实组界）：6.0～12.5、12.5～18.5、18.5～24.5和24.5～30.0，并赋予它们等级标签值：“完全不适应”、“大量不适应”、“少量不适应”和“完全适应”四个等级。表3的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综合适应水平得分中的最高分为29分，最低分为10分。有效样本的职业综合水平的平均得分为21.00分，标准差为2.29，这表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已有较为明显的适应不良倾向。
四、影响社会工作者职业适应水平的因素分析
由于前文研究假设操作出的一系列自变量只是一种人为假定，它们未必都是对社会工作者职业适应水平（因变量）有较大影响的变量。为了探讨影响社会工作者职业适应水平的主要因素，调查组在对非数值型变量进行虚拟数值变量处理的基础上，以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水平为因变量对研究假设中的自变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采用向后剔除回归法。表4显示了最终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即给出了多元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及其相关检验值。该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要求的，即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主要变量有：担任机构岗位、职业资格水平、督导的情感疏导、个人心理承受、机构的生活困难援助、培训学习机会、家人支持程度。其中，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培训学习机会和家人支持程度，且两者有着同等重要性；其次是督导的情感疏导、机构的生活困难援助和个人心理承受，且这三者依次略微递减；最后是职业资格水平和担任机构岗位。
下面将进一步引入T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剔除和保留的原因及变量的意义进行补充性解释与说明。
（一）社会工作者的个体特征对其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
首先，在前面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剔除了“性别”变量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果，需要对男女两种性别的社会工作者的各种适应水平进行平均值差异的T检验。表5是对男女两组综合适应水平的平均差异的T检验结果统计。
从T检验结果看，F值为0.223，显著性水平为0.637，可以接受男女综合适应水平的等方差假设，而等方差的均值相等的T检验的结果表明，t值为0.914，双尾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361，远远大于0.05，这表明男女两组在综合适应水平上是没有差别的，这一结果是与对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进一步剖析性别变量对综合适应水平的影响，需要对男女两组综合适应水平的内在组成部分——职业能力适应、人际适应水平与心理适应水平也进行均值相等的T检验。由于本次调查属于大样本调查，男女两组在这三种适应水平上均符合等方差假定。表6是省略了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后的男女两组三种适应水平均值相等的T检验结果。该检验结果表明，男女在人际适应水平与心理适应水平上没有差别，而在职业能力适应水平则有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男性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能力适应水平要略高于女性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能力适应水平。
其次，在对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研究假设中的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剔除了各种与时间相关的各种变量，如社会工作者的年龄、工作地的居龄和社工工龄，对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影响。然而，如表7所示，将这三种时间性变量与社会工作者的三种职业适应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表明，社会工作者的年龄与综合适应水平没有关系，而社会工作者在工作地的居龄以及从事社工的工龄对其职业综合适应水平是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比较弱而未能成为回归分析中的主要变量而被剔除。另外，该相关分析结果还表明，社会工作者的年龄与其职业心理适应水平有较弱的负相关关系；社会工作者在工作地的居龄与其人际适应水平有较弱的正相关关系；社会工作者从事社会工作的年龄与其能力适应水平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第三，在前面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担任机构岗位是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主要变量之一。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岗位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情况，需要以担任机构岗位为分组变量，以各种职业适应水平为因变量，进行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检验结果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出，不同机构岗位的社会工作者在综合适应水平、能力适应水平、人际适应水平和心理适应水平的x2值分别为8.448、11.194、6.956和2.291，而相应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38、0.018、0.073和0.514。由于综合适应水平的显著性水平0.038小于0.05，这表明处于不同机构岗位的社会工作者在综合适应水平上是有明显差异的。不过，该非参数在人际适应水平和心理适应水平上的显著性水平均高于0.05，而在能力适应水平的显著性水平0.018明显小于0.05，这说明了不同机构岗位的社会工作者在综合适应水平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不同机构岗位的社会工作者在能力适应水平上的差异。具体而言，不同机构岗位的社会工作者的能力适应水平由高到低的顺序是见习督导、督导助理、机构管理者和一线社会工作者。由此可见，从一线社会工作者晋升为机构管理者、督导助理、见习督导，取得更多的资源拥有权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能有效地提升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水平。
（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能力对其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
首先，对社会工作者的学历与其综合职业适应水平及其所包含的三种子适应水平的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工作者的学历与其各种职业适应水平之间都不存在相关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被调查者中具有本科学历的有354名，占有效问卷的89.5%，因此，这种不相关可能与样本的学历层次过于集中有某种关系。
其次，对具有不同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水平的社会工作者的各种职业适应水平进行非参数检验，检验结果见表9。
从表9可以看出，不同社工教育水平的社会工作者的综合适应水平、能力适应水平、人际适应水平和心理适应水平的非参数检验的x2值分别为6.515、2.142、7.587和9.185，而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则分别为0.259、0.829、0.181和0.102，均高于0.05，这表明不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水平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水平之间不存在差异。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结果，调查组在深圳和东莞各选择了3～4位较为有阅历的社会工作者进行了深入访谈。从访谈中了解到，由于社会工作者的岗位分配通常都考虑了社会工作者各自专业教育背景，从而消减了不同的专业教育背景的社会工作者之间各种适应水平之间的差异。另外，几位被访者都认为，目前我国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照本宣科，缺乏对社会工作实务能力的培养，进入社会工作岗位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
最后，对不同职业资格水平的社会工作者的各种适应水平的非参数检验表明，职业资格水平对综合适应、能力适应和心理适应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156、0.177和0.171，而职业资格水平的高低与社会工作者的人际适应水平之间则无明显关系。
（三）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对其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
在生活支持方面，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工作者所属机构对其生活困难援助是影响其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对社会工作者遇到困难时所求助的对象的频数分析结果表明，他们的首要求助对象是朋友（239），其次是家人（155），再次是同事（66），最后是机构（2）。由此可见，虽然社会工作者对所属机构的生活援助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很少求助于所属机构。
在心理支持方面，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督导的情感疏导和社会工作者个人心理承受力对于其职业综合适应水平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它能有效地消减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无助感。不过，对社会工作者遇到心理困惑或情绪不好等情况时所作的选择的频数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工作者选择最多的心理倾诉对象是向家人或朋友倾诉（277），其次寻求其他社会工作者的帮助（67），再次是向督导求助（64），最后是寻找心理咨询师（64）。这表明当前社会工作者的心理支持主要依赖于强关系，而作为弱关系的正式支持渠道较少，其所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选择“一个人承受”的频次高达88次，这表明社会工作者具有较强的“内敛”特征。
在专业支持方面，从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专业培训学习机会对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影响系数达到了0.259，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另外，统计分析还表明，机构为案主提供或争取到的社会资源越丰富，社会工作者的能力适应水平也越高。
最后，从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社会工作者的家人对其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支持对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影响系数也达到了0.259，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对社会工作者的家人支持程度的描述统计结果表明，虽然“非常支持”和“比较支持”的累计百分比只有54.3%，但是不反对的比例则高达89.7%。可见，家人支持或默许是当前社会工作者职业综合适应极为重要的支持力量。
五、讨论与反思
总结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不良主要源于职业心理适应不良和职业能力适应不佳，特别是前者。对此，还需结合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背景进行反思性理解。
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心理适应不良，这不难理解。它不仅与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现状有关，而且与“社会工作”这一特殊职业有着深刻的关系。首先，民间社工机构基于专业化诉求主要针对大中专毕业生招聘社会工作者，由此形成了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昔日的“天之骄子”，时刻幻想跨入社会的精英群体，成为时代的宠儿。［2］然而，作为为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提供服务的职业，社会工作是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要求社会工作者具有较高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这种公益性与低薪酬相结合造成社会工作职业的边缘性和弱势化，从而给这些社会工作者造成了心理落差。其次，我国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处于起步初期，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和管理制度都还十分不健全，特别是缺乏合理的评价体系，薪酬待遇不合理，所有这些更是加剧社会工作者的心理落差，这一点与学界研究的结论相同。［3］再者，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问题往往涉及的是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这使得社会工作者经常遭遇困境或挫折而处于无力或无助处境。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来源非常少，并且社会群体对于社会工作的认识严重欠缺，以及社会工作机构制度不完善，社会工作政治制定及执行存在严重困难，造成社会工作者产生职业倦怠。［4］因此，增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适应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信心，主要是改革和完善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和管理制度，特别是要确立公平合理的职业薪酬体系；二是帮助社会工作者克服职业倦怠，重点是构建社会工作的社会支持网络。
至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能力适应不佳”这一调查结论，在当前并不表现为问题事实，而是基于逻辑假设的一个统计分析结论。具体来说，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普遍认为他们的专业知识能胜任现在的工作，但另一方面统计数据却表明，社会工作专业对社会工作者适应“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并不具有显著的作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事实。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对社会工作者社会服务的专业化要求还很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工作者还感受不到专业竞争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当中存在一个相对隐蔽和潜在的教育问题，那就是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存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致使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的社会工作者在其社会工作中难以体现出专业性，最终他们也同其他教育背景的社会工作者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不过，随着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的逐步完善，对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要求必然会提高，从而必将拷问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性。作为一门应用型的社会科学，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不仅仅体现在理论教学上，更重要的是要突出实务教学。从生态教学的角度来讲，社会工作教学不能只能是单纯的“自言自语”和理论上的“逻辑自恰”，而应该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生态智慧”。［5］具体来说，就是教师或督导、学生和服务对象（案主）三者在实践场域中，协同行动，并建构性地学习和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通过教师与学生在实践场域内的教学互动，培养学生整合的专业能力。因此，改革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经院式教育模式，实现“实践为本”的社会工作教育理念已十分迫切。
参考文献：
［1］范成杰.城市居民个人背景与职业适应性研究［J］.社会，2006（1）.
［2］沈新坤.赋魅、去魅与复魅：我国高校师生关系的嬗变［J］.高教探索，2012（3）.
［3］李红英，卫利珍.广东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影响机制研究［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25（1）.
［4］石亚，史天琪.社会支持视角下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J］.社科纵横，2013（28）.
［5］洪恩强.困境与超越:师生关系的生态学转向［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